只管中西都有研究青铜器的大家，许多名字如雷贯耳，但这部题目平淡无奇的大作，从来没有人质疑它的地位。
如今，在写完近30年之后，《殷周青铜器综览》终于在它的研究工具所属的国度出版了。仅第一卷，译成中文就有厚厚的两大册。为了这件“盛事”，9月中旬，30多位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的有名学者齐聚复旦大学。但它的作者没能看到这一天，林巳奈夫师长西席已于11年前去世。
所有人都承认，在上世纪60～80年代，林巳奈夫能凭一己之力完成这部皇皇巨著，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些青铜器广泛散布在世界各地，每一件都要去找、去看，已经是大得惊人的事情量，更何况收藏最富的地方，他一度很难去到——那时的中国还处在“文革”期间。
然而便是在那个没有互联网、国际交往极大地受制于冷战环境、交通工具的速率和效率远远低于本日的时期，林巳奈夫网络到了当时最完全的中国青铜器信息，专一写出了这部至今让中国同行惊叹并汗颜的大作。
一场关于青铜器铭文的辩论
林巳奈夫对青铜器的研究兴趣，源于1960年代末一场关于青铜器铭文真伪的辩论。当时，著名的澳大利亚古笔墨学者巴纳揭橥了一篇文章，称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毛公鼎的铭文为后人假造。他的大致论据是，毛公鼎的铭文该当是一人所写，但个中重复涌现的笔墨在写法上却有不同。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学者发文回嘴。此后，辩论波及其他青铜器。学者们开始对越来越多的青铜器铭文产生疑惑。
巴纳的不雅观点引起了松丸道雄、林巳奈夫等日本学者的把稳。当时的京都大学组织了“金文辨伪之会”，联系了一批古笔墨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几件主要青铜器进行谈论。他们谈论所涉及的青铜器，大部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后来，有学者把稳到，在晚清金石大家、曾经收藏过毛公鼎的陈介祺的著述里，有关于毛公鼎的记录。据陈氏记录，毛公鼎中的笔墨之间有方格相隔，应是古人在铸范上划上格子再写铭文，以使字迹规整。格子的轻微印记就留在了鼎中。1974年，为了印证陈介祺的记录，林巳奈夫和松丸道雄一起去台北故宫博物院稽核，并在当地住了40天。当他们亲眼见到这些青铜器，“原来的疑问全部冰释了”。
此后，由于对已有的青铜器研究成果不满，林巳奈夫决心投入研究。松丸道雄以为，他当时所在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是研究条件最好的机构。那里不仅科研经费充裕，氛围自由，更主要的，在林巳奈夫之前，已经有梅原末治和水野清一两位前辈大家积累了大量青铜器研究资料。然而即便如此，林巳奈夫要达到自己设立的伟大目标，还是困难重重。
照片和卡片上的考古学
全体70年代，林巳奈夫险些遍访了除中国大陆以外的所有青铜器收藏机构。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典及中国台北，他每到一处，必要亲眼不雅观看青铜器。在那些地方，他拥有相称高的自由度，也得到了当地学人的支持。“只要联系，对方都会出面接待。”不雅观看器物的同时，林巳奈夫也把稳欧美汉学界对青铜器的研究。他的这些梳理后来被汇入《综览》中，构成此书的一大特色。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唐际根从前曾去欧美各国调查西方汉学界的古笔墨研究情形。他说：“80年代，林巳奈夫的研究已经远远领先于欧美学者。”
不过，由于时期和政治缘故原由，林巳奈夫无法自由到中国大陆稽核。收藏于中国大陆的青铜器当然是他的重中之重，但大多数无法亲眼见到。“他只能通过青铜器的照片和文献资料来研究。”《综览》中文版译者、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笔墨研究中央副研究员广濑薰雄说。
中文资料的获取，对当时的日本学者来说，难度超出想象。令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世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1960年代后期，林巳奈夫曾根据《中国考古学论著目录索引》，向中国要求获取一批考古文献。一开始，这份清单上有许多书刊。王世民与他的同事向上级部门申请，可当时，海内发行的刊物一律不准供应给外国。林巳奈夫只好一次次压缩清单，到末了，清单上只剩下一篇论文《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可即便是这样一篇曾在媒体上揭橥过的文章，他终极还是没能拿到。
林巳奈夫并不收藏青铜器。他把过眼的每件青铜器都做成了卡片，上面有青铜器的照片、铭文拓片、高度、形状、出地皮点、收藏地等详尽的信息。在部门的共同办公室里，只要没有会议，他总爱将卡片摆满大桌子，一贯铺到地上，然后来回走动，细细不雅观察。通过卡片，他为一些青铜器探求到了出身的年代，再通过对大量器物的不雅观察，探寻其演化规律。
一些日本考古学家于是嘲笑林巳奈夫是“照片上的考古学”。“在我看来，这样的嘲笑没道理。当时，他不可能到中国参与考古发掘，乃至也很少有机会看到器物出土。但他在日本、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参与过发掘。”名古屋大学教授江村落治树说。
关于《综览》，日本考古界还流传着一句话：“林巳奈夫把他喜好的青铜器都归到了商代，把他不喜好的都放在周代。”这当然是玩笑。但林巳奈夫更偏爱商代青铜器的天真、浪漫的气韵，也是事实。
独特的分类断代法
读了新出版的《综览》，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董珊感慨，林巳奈夫的研究路数与陈梦家最附近。“可惜陈师长西席不忍屈居浊世，享年不永。日本战后则平稳发展，因此林师长西席有此巨著传世。”
林巳奈夫的学术兴趣广博，对中国的车马器、玉器和青铜器，都有深入见地。在82岁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松丸道雄看来，他对古典文献及清代考据学的熟习程度，“在我们这一代日本学者中一个也没有，在中国也不多”。
但他并不是个一头扎在资料堆里的书呆子。江村落治树还记得，有一天老师溘然把他从办公室的角落叫到身边，笑着说：“西周青铜器的腹部就像女孩子的屁股，很圆，很紧实，器腹的形态随着韶光推移往下垂。”
但如果碰着某一类不合心意的轮廓，例如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他就会在《综览》极其严明的高下文中，溘然展开一番批评：“对这个变革不知若何表达好，比如放在平板上而被压扁的还没有晾干的陶器，又比如放在平台上装水的冰囊。”
林巳奈夫特殊关注青铜器的轮廓，尤其是侧视型，这是学界公认的。广濑薰雄说，在判别年代时，林巳奈夫先将可以通过铭文确定年代的青铜器作为标准器。然后，他会将纹饰等成分暂时搁置，只根据侧视型来不雅观察其随韶光演化的趋势剖断器物的相对韶光序列；再参照一系列标准器，以此判断器物的绝对年代。
这种以侧视型来判断年代的方法，得到了王世民及江村落治树的认同，被认为是“精确的”、“有说服力的”。尤其在30年前，这样弘大的研究体系，带给海内学者很大的震荡。《综览》出版后不久，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殷周金文集成》时，就将它作为编辑组的常备参考书。
至今不可替代
1984～1989年间分三次出版的《殷周青铜器综览》，以其搜集资料之丰富、分类断代体系之完全，构成一部时空坐标清晰的标准图谱，从此往后在中日两国学者心目中一贯是航标灯塔一样平常的存在。碰着青铜器断代问题，他们都会从中探求依据。事实上，直至今日，也没有学者如林巳奈夫那样，以自己的标准将当时天下范围内险些所有青铜器进行分类、编年。
如今再读这部鸿篇巨制，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部研究员周亚以为，“局限肯定是有的，它无法包含近年来的很多考古新创造”。这30年里，仅西周时期的遗址，海内主要的考古创造就有山西晋国墓地、湖北叶家山曾国墓地、宝鸡石鼓山墓地等等。新物证的涌现，添补了研究体系上的缺环，也更新了许多意见。
中日两国的系统研究也在发展。“从本日来看，他的一些分类方法是有问题的，不是很隧道的考古类型学。”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朱凤瀚是海内为数不多的深入理解《综览》的学者。在他看来，这套分型分制的方法还有许多可谈论之处。
比如，在对青铜鼎分类时，林巳奈夫按照鼎腹深浅作为标准。可在朱凤瀚看来，这未必是一个得当的标准。“由于鼎有各种形状，选这样一个标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谓器物类型学，便是要找到一个共同的、不断通报下去的标准。而一旦选定一个，就要贯彻下去，不能涌现会稠浊这种标准的另一个标准。这就类似于要捉住子孙繁殖的一种基因，代际更迭，但这种基因是不变的。”
在一些更为详细的问题上，比如对某几类青铜器的定名，也有学者提出不同不雅观点。比如一种车上用来装润滑油的青铜小瓶，林巳奈夫定名为“桲”，而几位中国学者认为，它更该当定名为“輠”。
即便如此，朱凤瀚依然强调，继1950年代容庚所著《商周彝器通考》之后，这部《综览》在“广度、深度和细致程度上都超过了以往”，而且“在本日依然十分主要”。他尤其欣赏林巳奈夫考古研究背后的人文色彩。“他把青铜器视为礼器，将适用场合分得非常细，比如钟器、乐器、酒器等等。”乃至在酒器中，某一类青铜用具体盛什么样的酒，林巳奈夫在书中都有明确说法。在他笔下，青铜器与中国商周时期的礼制变迁紧密相连，勾勒的是中国古人的精神天下。
翻译事情才进行了一半
来中国之前，东京大学副教授小寺墩查到，在日本神保町旧书店里，一套《综览》如今比较低的报价是60万日元，折合公民币约3.9万元。对付上世纪的中国学者而言，这套书的价格无疑是昂贵的。
以是，很永劫光里，《综览》以一种独特的办法在学者间流传。有的通过朋友向所在单位借阅，有的复印，还有的则逐段翻译。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部研究员马今洪记得，80年代末，当馆长马承源将林巳奈夫赠与的《综览》拿到青铜器部办公室时，他们是“十分小心，真的是十分小心地翻阅这部书的”。那时候，藏有《综览》的机构只有有名高校的图书馆以及社科院历史所、上海博物馆等几家文物研究机构。
为了整理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的青铜拓片，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陈昭容就曾复印了《综览》。漫谈会上，在听说好几位学者当年都有复印经历时，她半开玩笑地说：“我要坦承，我们复印了《综览》。本日创造，原来大家都复印了。大家都应为这个‘海盗行为’道歉。”
但纵然拿到了这部书，《综览》的笔墨内容依然未被中国研究者们所熟知。如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所言：“过去中国学术界，像朱师长西席（指朱凤瀚）这样对这部书做了详细先容，并在自己著作中多处用到这部书中内容的学者也并不多。由于措辞的隔阂，过去，就算是用这部书，也每每是用图版，而不是其内容。”
周亚最初翻阅《综览》时，就有这样的感想熏染：“很多时候，不知道林师长西席为什么这样分类，就很想看笔墨部分，找出他分类断代的理论依据，但又看不懂日文。”
这样被渴切须要的书，为何在30年里无人译介？“不那么随意马虎，翻译比较难。”周亚说，他曾经努力煽惑一位懂日语的同事翻译此书。几周之后，那位同事反馈，书中有太多专有名词，已超出他的能力范围。
现在承担《综览》翻译事情的，是两位日本学者广濑薰雄及近藤晴喷鼻香，而由复旦大学教授郭永秉在翻译稿的根本上润色笔墨。谈及翻译的感想熏染，广濑薰雄说：“林师长西席是在二战之前受的教诲，他的用词比较古，外国学者恐怕不会学这些词。但对日本人来说，还是好办理。”让他感到最有难度的，还是图版与笔墨的合营。日版为竖排，且为方便读者翻阅，林巳奈夫自己曾打算过笔墨与图片的比例。在中文版中，如何能方便研究者检索，排版成了一个难题。
直到现在，译者的事情也才进行了一半。在办公室穿着拖鞋、藏在一排排书架后办公的广濑薰雄见告，他们已经开始翻译《综览》第二卷，“争取在一二年内出版”。
《殷周青铜器综览：殷周时期青铜器之研究》
【日】林巳奈夫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