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一天下》是杨澜入行30年来的一次总结，从杨澜做主持人提出的一万多个发问中提炼而出，涵盖了国际政治、商业、文化、体育、艺术等各个领域，她采访的工具包括老布什、基辛格、克林顿、李光耀、王石、稻和盛夫、严歌苓、金庸、李敖等上千位各行各业的名人领袖。在书中，杨澜暴露了入行30年的生命超过和岁月流转；她的媒体生涯和她眼中的传媒江湖；她与上千位各个领域精英们的问答过程；她对输赢、竞争、困难时候的选择，梦想和现实的差距，奇迹和家庭之间的平衡通过问答得出的答案，帮助读者办理当下的困惑。
在新书发布会前夕，北京青年报也对杨澜发问。
谈媒体
仍有好奇心 我还想讲好故事
北青报：这本书名叫《一问一天下》，在你看来，一个好问题该当具备什么样的共性？
杨澜：我以为一个好的问题一定是打开想象力的问题。它既打开了被采访者的表达希望，也能够让不雅观众以为“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能够引发出不雅观众的好奇，让大家好奇对方怎么回答。总结来说，一个好问题，便是一个能够打开想象力、能够带动别人参与的提问。
北青报：你在媒介里的第一句就写，今年是您入行30年，实在也可以说这30年你是跟中国全体的媒体生态环境一起来发展的。这30年中国媒体经历了很多变革，那这么多年，对你自己来讲不变的一些东西是什么？
杨澜：我以为不变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的好奇心从来没有改变，现在当我们谈论一个选题，进行一个采访的时候，我还会感到一种愉快和紧张。第二个不变是，我始终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想，新闻无论有多么坚硬的内核，它都在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一定要和你的不雅观众发生某种联系，这个故事一定有讲述它的更好的办法，是先讲结尾，还是先讲中间，是先讲一个细节，还是先讲背后的一个逻辑，都是充满创意的一个过程。
北青报：那让我们也谈谈变革。过去传统媒体的时期里，主持人是少数的，声音是响亮的；而本日的新媒体网络时期，大家都可以发言，大家都可以当主播，众声喧哗。那您怎么看这种媒体环境的变革？作为一个网络时期的亲历者，您又如何适应这种鼓噪？
杨澜：我以为某种表达权利的开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谁说提问是一种特权？大家都能够有自己的表达办法，乃至直接表达出自己内心的这种渴望，我以为这个时期非常名贵。
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的希望，但人们也有一种和真正有思想的人进行深度互换的渴望，便是看你怎么去知足它。
这一点，2018年给我的印象特殊深。2018年先后有很多文化界的有名人士去世了，比如说像李敖师长西席、金庸师长西席等等——当这些大师级的人物去世，网络传播的还有多年前我对他们的访问，点播量乃至都还是几千万级的。
北青报：这解释当年你的采访是很成功的。但这么提及来你会不会轻微有点遗憾——这么多年来，大家可能创造了很多内容，但可能很多都是娱乐的甚或说是消遣性的东西。
杨澜：新的事情还在不断地发生，实在这两年，比如说我在关注人工智能和包括像《匠心传奇》这样的节目，越来越以为在所有鼓噪的背后，科技的发展、人文和艺术才是历史的硬推动力。
谈AI
集团垫资做人工智能节目
北青报：近些年来你一贯关注人工智能领域。有关AI主播逐渐要取代媒体人部分事情的宣布越来越多。作为媒体人，你怎么看这种征象？
杨澜：我们之前做人工智能的宣布，在华尔街采访时就创造很多财经新闻的播报类稿件，都是由人工智能软件自动天生的。从笔墨写作的角度来说，人工智能寻衅的事情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当然现在也有人工智能的主播。
也正由于此，我进一步认识到自己事情的主要性——人工智能可以比我们有更大的影象储存，可以回答更多的问题，但是要问出一个好的问题，却要取决于非常综合性的判断。前一段韶光，我采访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时，他们就提出来，现在的年轻人会不会提问题。我以为《一问一天下》中的“提问”将来是人的智能，也是我们传媒事情者聪慧的一个集中的表示，以是我要连续问下去。
北青报：近些年来，不论是科技还是科幻都是社会谈论的焦点。最近大热的电影也都是和科幻题材密切干系。我知道你关注科技宣布也有一定韶光了，当初你是怎么关注到科技宣布的？你对本日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感触？
杨澜：我之前看了《流浪地球》，我以为不论是在想象的开阔性，还是电影的工业制作水准上，《流浪地球》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也特殊恭喜他们得到的票房成功。在我看来，科技的潮流朝阳东升，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更好的作品涌现。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理解科技，实在我们在做探寻人工智能的这个决定的时候是2015年年底，当时很多我身边的人都还没有听说过人工智能这个词。但由于阅读和跟专家磋商，我看到这个技能将影响各行各业，以是我们当时是集团垫资先来开始这个节目的环球采访和制作。
在各行各业都须要有某种前瞻性，须要看到未来的改变而去适应它——这就像不断“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进行自适应的学习，这险些已经成为我们一种生存的必要能力了。
谈女性
不喜好“如何平衡家庭奇迹”类问题
北青报：在你的书中，讲了很多采访过的人和事。三八妇女节刚刚过去，我会很好奇，你在访问中有没有哪些女性是你印象特殊深刻的，为什么？
杨澜：举例子真的很难，由于有很多很多位女性，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访问过的女性当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榜样，比如说IMF便是天下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拉加德，她也是非常洒脱和自傲的女人，一头白发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常日人们都以为女人是怕显示出自己的年事或者是怕老的，但一个有足够自傲和从容的女性，可以非常坦然地面对年事这个话题。从她身上我可以感想熏染到一种经由岁月历练之后的骨子里的优雅。
北青报：你会在采访的时候问她们如何平衡家庭、如何处理生活这样的问题吗？她们会抗拒这种问题吗？
杨澜：我本人就会比较抗拒这种问题，问一个人如何来平衡奇迹和家庭不应该是有性别取向的。所有的女性企业家，或者是有一定的职场成功经历的女性，都会被问到你如何平衡奇迹和家庭——彷佛便是你假如没有平衡你就没有权利去搞奇迹。但一个男人如果整天在外边出差、从来不关注自己孩子在上什么学校、读几年级，人们可能就会说他多么尽心地事情，就会把他当作一个男子汉、男人气很高的一种佐证。这种不平衡是不公正的。我在做男性高朋采访的时候，常常会问他们是如何平衡奇迹和家庭的？他们都感到一愣，没有想到我会问他这个问题。但是你想，这个问题难道不是我们生而为人、每一个人都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吗？